中国科普出版社原副社长、副主编  汤寿根

在学习了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》之后，觉得这是—个很好的文件。它较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，在可操作性方面，在具体措施和保障措施方面，包括组织、激励、监测等机制，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。

由于我长期致力于科普编创工作，以及科普创作理论的研究，因此尤其关注《纲要》的第四部份——基础工程，特别是其中“繁荣科普创作”、“建立全国科普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平台”、“加大各类媒体科技宣传力度”、“打造科技传播媒体品牌”等措施。在《纲要》中提到各类媒体的有关条款，有8处之多。

科普宣传的各类媒体是群众生活中经常接受科普资讯的工具。可以说，它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起到了细水长流、积少成多、潜移默化的作用。科普图书和报刊（纸载体）相对于其他媒体，还有着便于反复阅读和思考的特点。

现就我近年来对科普报刊现状的一些调查研究，谈点看法、提点建议。

我国现有各类科普刊物约315种，其中综合类（跨学科）科普刊物约70来种。历史最长的是1916年“中国科学社”创刊的《科学》月刊；影响最大的是《科学画报》（1933年创刊）和《知识就是力量》（1956年创刊），其发行量分别曾达到百万份以上和近百万份。这两个刊物曾经激励了几代年轻人踏上了科学的征途。

但是，令人费解的是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在城乡科普工作取得长足进展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骄人成绩的改革开放时期，这两本名牌科普杂志的读者阵地却在逐年萎缩，至今发行量已不足3万。无论杂志社怎样艰辛地奋争，始终走不出市场份额的低谷。它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。这是为什么？

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有关科普期刊发行量的数据：发行量在100万份以上的1种，为《家庭医生》，占科普期刊总数的百分比为0.3；发行量在50万到100万的2种，为《农业知识》、《上海服饰》，占0.6；30万到50万的7种，为《电脑爱好者》、《大众软件》、《兵器知识》、《中学生数学》、《中学生数理化（高中版）》、《湖南农业》、《电视教学》，占11.1；10万到30万的35种，为《航空知识》、《舰船知识》等，占29.6；3万到10万的93种，占29.6；3万以下的177种，占56.2。从上述这组数字可以看到，超过半数以上的科普刊物，月发行量不足3万。最惨的要数综合类科普刊物了，甚至月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。而发行份额大的刊物，均为专业类、教辅类、生活类、时尚类。

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，不仅我国的名牌综合科普刊物面临困境，即使是从国外引进的同类名牌刊物（中译本），《牛顿》、《发现》、《大众科学》等，尽管它们—般都有着高档的包装，但也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。难道改革开放时期的神州大地，竟然不适合综合科普刊物生长？！

我作为—名老刊人，曾经长期在综合科普杂志社工作，亲身体会到这类刊物两起两落的辛酸历程。在第二次科普高潮中，纷纷崛起的众多综合科普刊物，在20世纪90年代里又纷纷转向。它们大致转为休闲类、生活类、教辅类、游戏类杂志。尽管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，但我对他们深表同情。因为他们需要生存，甚至也应当“先富起来”。他们也确实找到了出路，适应了当前市场的需要。

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思索，我认为，综合科普刊物的衰落，大致有下列三方面的原因：

一、人们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。社会的种种变革，以及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“明显的不足，一手比较硬，一手比较软”，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。人心浮躁、急功近利。他们求财心切，生怕“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”了。他们不愿意花时间来累积科学知识，“暂时用不着的知识不学，暂时换不成钱的本领不求”；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，人们有条件来关心健美、休闲、时尚，导致了实用性技术类和生活类杂志的畅销。

二、重技术、轻科学的影响。有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说，我国经济的腾飞是以牺牲“科学”为代价的。从中国科技发展史来看，历来是重技术、轻科学的。我想，他的本意并非说“重技术”不对，而是不应忽略了“科学”。“轻科学”，特别是忽视了基础科学的普及，必然会使人们丧失对伪科学和邪教的免疫力。

三、应试教育的后果。青少年忙于应付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，剥夺了他们的童年和青春，制约着他们阅读课外读物。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，迫使青年人去攻读更高的学位或学会“一技之长”。他们也没有时间来积累跨学科知识。这就使综会科普刊物丧失了在校的青少年读者群。

或许，上述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市场经济起步时的必经阶段，有其合情合理的—面；但是，21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是：文理兼容的、具有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开放型人才。培育这种人才，提高人们综合科学素质的社会责任，正是综合科普刊物所应该负担的。任其在低迷的谷底挣扎，我国今后的国民经济建设是会吃大亏的！

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报纸的情况。

根据黄天祥、王学锋调查首都报纸所提供的资料来看，仅从他们跟踪统计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新京报》等十几家中央和北京市报纸，其结论是发人深思的。

一、无论是北京地区的都市报，还是中央级报纸，其科技新闻在全部新闻总量中的比例都明显偏低，平均值为3～4%。其中比例最低的都市报，如《新京报》仅占2.05%；中央级报纸，如《工人日报》仅为1.6%。而同期监测的美国《纽约时报》、《今日美国》等主要报纸的科技新闻比例均在5%以上。

二、科技领域的报道正在丧失领地。《北京青年报》于上世纪90年代、《北京晚报》于2003年相继取消了科教新闻版。尔后，北京地区新创办的都市报，如《京华时报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华夏时报》、《信报》，均没有设立专门的科教版。而在2005年，持续了十几年的《人民日报》教科文卫版也被取消。2006年初，新创办的《竞报》也将其坚持了一年的《科学报道》版取消。至此，这次调查中的所有报纸，都没有了专设的科技报道版面。

三、经过纵向比较，近年来北京地区都市报纸的科技新闻比例持续下降，特别是从2000年以后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，版面资源向更有卖点的社会新闻、法制新闻、热线新闻领域集中，科技新闻总量不断压缩。

地处中央所在的首都尚且如此，又何论地方！

让我们来对照一下，正当首都各报纸，甚至《人民日报》科教专版纷纷下马之际，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科教政策方针方面，有些什么重大举措和言论。

2002年6月29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公布实施；

2002年7月13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下发“关于学习、宣传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的通知”；

2003年8月5日，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“中宣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”，其中特别提到“各类报刊要加大科技科普宣传力度，开辟科学专栏、科普专版，着力解答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科技难题，传播最新科技动态和科技知识”；

2003年10月28日，李岚清在第三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“贯彻落实《科普法》，开创科普事业新局面”、“图书报刊……等新闻媒体……要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，加大科普宣传力度”；

2004年，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重视科普工作，他说：“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，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，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两院院士要承担起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思想、科学精神的重任……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讲科学、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”；他在2006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又重新强调了上述观点，并指出：“要加强科普工作，使我国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从事科技创新的理想，立志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接班人”；最近，他又在社会主义荣辱观“八荣八耻”中专门列入“以崇尚科学为荣，以愚昧无知为耻”这一条；

2006年2月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明确提出“加大各类媒体的科技传播力度……综合性报纸科技专栏的数目和版面……要大幅度增加”；2006年3月，陈至立在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，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科技知识、宣传尊重科学和崇尚科学重要载体的作用。

近年来，党和政府连续推出了科学发展观、和谐社会、节约型社会、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、讲话，其中涉及大量的科普宣传工作，令人为之瞩目。

但是，为什么中央和首都的报纸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!

我们认为，这都是“市场惹的祸”，市场化竞争导致“科普失语”。

黄天祥的调查显示，《北京晚报》分别开办有人才、汽车、健康、家居、楼宇、家电、电脑、网络等专业领域的周刊，全部服务于广告；《北京娱乐信报》的健康、数据、家居、电视、电玩、职业等周刊也划入了广告经营序列，其内容全部根据广告经营的重点来确定；《北京晨报》类似周刊的管理，其办刊价值都取决于能否创造直接的广告收益。近些年，无论是中央级报纸还是都市类报纸，都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竞争。以北京为例，就有9份面向综合报市场的报纸，多数在生存线上挣扎；而中央级报纸也普遍面临行政拨款减少的困难，而不得不更多地向市场要效益。由此引起的另一后果是，媒体内部削减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的部门和人员，不少报社仅存兼职记者。科技领域的报道，有其专业的特殊性。这种情况，对科技记者队伍的成长极为不利，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。

其次，媒体主管部门的科普意识不强。面对市场的压力，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效益的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的专刊或专版，如何才能生存？怎样从政策上给予优惠？这本来应该是媒体管理部门思考的问题。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工具，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宣传力度，往往取决于各级媒体领导部门的重视程度。

我国实行的是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，政府负有调控的责职。为此，我们呼吁：

一、设置监督机制。党和政府三令五申，新闻媒体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；《科普法》第三章第十六条更是明确规定“综合类报纸、期刊应当开设科普专拦、专版”。这部国家颁布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大法，实施已有四年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它在很大程度上“形同虚设”，成为可有可无的“软任务”。人们希望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不要重蹈覆辙，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或相关组织进行检查和监督。而将希望寄托在媒体能够自觉地按照“社会效益优先”的原则来加强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，显然是没有“可操作性”的。

二、实施科普政策性补贴。归根结蒂是“钱”的问题。《科普法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：“科普是公益性事业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”。既然是公益性事业，理应有“政策性补贴”。政府对各类媒体要区别对待、分类指导，不要“一刀切”，统统推向市场了事。当前，综合性科普出版社、杂志社、报社是特别困难户。国家是否也应当像对待“三农”的政策一样，予以培育，在经费上给予重点支持，帮助它们跳出低迷的“怪圈”，迈入良性的循环。